况钟的笔

巴人

看了昆剧《十五贯》，叫我念念不忘的是况钟那支三落三起的笔。自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以来，凡是略识“之乎”的人，都是要用笔的。读书人著书立说，吟歌赋诗，要用笔，种田的、赶买卖的，记豆腐白酒帐，要用笔；甚至象阿Ｑ那样的人物，临到枪毙之前，还要拿起笔来，伏在地上，在判决书上面画个圈圈，并且有慨于圈圈之画得不圆，这就可见笔之为用是大得很哩。自然，笔各有不同，我们用的或毛笔，或钢笔，而况钟所用的是朱砂笔。况钟虽然是苏州府尹，但这回担任的工作，却是监斩。他的职责就是核对犯人和榜上名字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就算他“验明正身”了，大可朱砂笔一挥，向榜上名字一点，叫刽子手拉出去，一斩了事的。然而况钟偏不这么做，一听到犯人呼冤，并且自述经过，又点不下去了。经过临时一次调查，冤情已经属实，但他既是监斩官，无权过问判决，于是又拿起笔来，但又看到犯人含冤莫伸的情形，又点不下去。他想到人命关天，要对人负责。他终于立下决心，自相干系，延缓处斩，向巡抚大人据理力争，并且亲自勘察，破了案情，平反了冤狱。这样，况钟的朱砂笔，终于点中了真正的杀人犯。可见一个人会不会用笔是大有讲究的。我们的机关首长，单位的负责人，以至一般工作人员，都是要用笔的。有的是起拟计划、稿件，等等，有的则是拿起笔来在计划、稿件之类上面批示一下，或同意，或另拟，或写上一个名字。但是，我们用笔有没有象况钟那样用得慎重而严肃？实在是大可深思一下的。我们之间固然不缺乏象况钟那样的人，善于在笔底下看到“人”并且用行动来帮助用笔。但我们之间，也不缺乏象过于执那样的人，只知大笔一挥，看不到笔底下有“人”；或者把任何工作，往上一推，往下一压，自己仅仅经过手，签个名，只考究自己签名的字，是否“龙飞凤舞”，足够威势，也算是用过笔了。没有对人负责的精神，不可能作出工作负责的事，况钟的笔底下有“人”，就是况钟用笔的可贵精神。但况钟的用笔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这支朱砂笔必须点中真正杀人犯，那才能为社会除掉坏人。而除掉了坏人，也就是保护了好人。但要作到这一点，也得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他要同只知排比事件的表面现象，并且会用“人之常情”来作推理根据，却不研究事情的实质的主观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他还要同满足于自己的高官厚禄，闭着眼睛签发文件，而又讨厌下属提出不同意见，为了去掉不顺手的干部，就故意设下陷阱叫你跳下去的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这样，况钟的笔就处在主观主义者过于执和官僚主义者周岑的两支笔锋夹改之间了。他要在这两支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的。但一个能对人负责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会有大勇气；而一个得到人民力量支持的人，一定能集中群众的智慧，就会有大智慧。况钟就这样地战胜了两支夹攻的笔锋，平反了冤狱。况钟可说是善用其笔的人了。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竹挥的人，是不能不想想况钟的用笔之法的。（选自1956年5月6日《人民日报》）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学者。巴人是他定作时使用的笔名。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5年参加革命。 1938年入党。曾发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并主持过社会科学大学，编辑过《译报》、《大家谈》副刊和《申报·自由谈》。1941年至1947年间，在印尼从事华侨文化活动、统战工作、地下抗日活动，并参加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 1947年底到解放区，任中学共中央统战部第二处副处长。解放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职。他的著名著作是《文学论稿》。杂文集有《窍门集》、《边鼓集》、《遵命集》等。他的杂文多以社会关注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为内容，善于剖析事理，议论透辟、泼辣而无所顾忌。说古论今，是杂文常用的笔法，在这方面，《况钟的笔》可谓范例。这篇杂文写于一九五六年。它以谈看戏感想的形式深刻地阐述了干部应该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严肃而慎重地行使自己的职权的道理，尖锐地批评了干部队伍中那种轻率用权的恶劣作风，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篇杂文除了思想深刻之外，选材精当是个突出特点。作者的议论始终围绕着况钟的朱砂笔。况钟身为监斩官，责任仅限于“验明正身”，一旦验明正身，即可大笔一挥，推出问斩，斩对斩错，于他毫无干系；反之，如果细心体察案情，剖断是非曲直，甚至推翻原判，却要大冒风险，搞不好，甚至会丢官命。况钟用笔精神之可贵，就在于他看到笔底下有人，敢于不计个人利害，坚持真理，力排众议，用自己笔解脱无辜，惩处罪犯，伸张正义。作者满怀热情歌颂了况钟善于用笔的可贵精神，并用这个榜样来对照我们的干部用笔的种种情况，对现实痛加针砭。这则材料用得集中、精当，真正作到了古为今用。这篇杂文在针砭现实中，问题提得直接了当，议论毫无顾忌，语言一针见血，充分表现了杂文的战斗性。它不仅有“我们用笔有没有象况钟那样用得慎重而严肃？实在是大可深思一下的”这样的设问，而且有对我们干部中的过于执们的当面指斥和嘲讽，如说他们在签名时“只考虑自己签名的字，是否‘龙飞凤舞’，足够威势，也算是用过笔了。”至于那种“满足于自己的高官厚禄，闭着眼睛签发文件，而又讨厌下属提出水同意见，为了去掉不顺手的干部，就故意设下陷阱叫你跳下去的官僚主义分子”，作者的愤怒简直是不可遏制。这篇杂文利用了现代的政治概念，如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等等，去评论古人古事，这些现代化了的评论和直接揭露时弊的文字因而浑然成为一体，既加强了文章的现实批判力量，也赋予文章更浓厚的杂文味道，使人读来兴味盎然。同时作者也很讲分寸，决不将古人现代化，如说况钟是对“人”负责，而不说是对“人民”负责，因为这是况钟所不能超越的历史局限。